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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我們通常都會選擇不快樂?
為甚麼我們並不覺得有覺知到那個選擇?
這是人類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它必須很深地加以考慮,它不是理論的,它關係到你。
每一個人都這樣在做——總是選擇錯誤的,總是選擇悲傷的、沮喪的、痛苦的,它一定有很深的理由,它的確有。
第一件事:人被帶大的方式扮演一個非常具有決定性的角色。如果你表現得不高興,你就可以從它得到一些東西,你總是會得到一些甚麼;如果你表現得很高興,你總是會失去甚麼。
打從一開始,一個警覺的小孩就會感覺出那個差別。每當他不快樂,每一個人都會同情他,他可以獲得同情,每一個人都會試著去愛他,他可以得到愛,更有甚之,每當他不快樂,每一個人都會注意他,他就會得到注意,『注意是自我的食物』,它是一種令人著迷的刺激物,它會給你能量,你會覺得你是某號人物,因此有那麼多的需要和那麼多的慾望想要得到注意。
如果每一個人都注意著你,你就變得很重要,如果沒有人注意你,你就覺得好像你不在那裡,你不復存在,你是一個非實體。當人們注意看著你,關心你,那會給你能量。
自我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之中。有越多人注意你,你就會得更多的自我;如果沒有人注意你,自我就消失了。如果每一個人都完全忘掉你,自我怎麼能夠存在?你怎麼能夠感覺到你的存在?因此才需要社會、協會、或俱樂部。全世界都有俱樂部存在——扶輪社、獅子會等等——有無數的俱樂部和社會。這些社會和俱樂部的存在只是要給予那些無法以其他方式得到注意的人一些注意。
很難變成一個國家的總統,很難變成一個公司的董事長,但是要變成獅子會的會長比較容易。而一個特定的團體會給你些注意,使你覺得自己很重要——雖然你並沒有做甚麼!獅子會或扶輪社,他們根本沒有在做甚麼,但是他們仍然覺得他們是重要的。會長一直在換人,今年是這一個,明年又換另一個,所以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注意,這是一種互相約定,讓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很重要。
打從一開始,小孩子就在學習政治手腕,那個政治手腕就是:要看起來很悲慘,然後你就會得到同情,每一個人都會注意你;要看起來好像生病一樣,然後你就會變得很重要。一個生病的小孩會變得很獨裁,全部的家人都必須聽他的,任何他所說的就是規則。
當他很快樂的時候,沒有人聽他的,當他很健康的時候,沒有人會關心他,當他完美無缺時,沒有人會注意他,打從最開始,我們就去選擇那個痛苦的、悲傷的、悲觀的,那個人生的黑暗面,這是一個原因。
第二,跟這個有關的一件事是:每當你很快樂,每當你很高興,每當你覺得很狂喜、很喜樂,每一個人都會嫉妒你,嫉妒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是敵對的,沒有人會在那個時候表示友善,每一個人都變成敵人,所以你就學習不要表現得太高興,以免別人對你懷有敵意,你學習不要表現你的快樂,不要笑。
當人們在笑的時候你注意看,她們都不敢笑得太過份,她們不敢捧腹大笑,她們的笑都不是來自她們存在的最深處。她們先看看你,然後她們判斷……之後她們才大笑,她們會笑到某一個限度,笑到你能夠忍受的限度,笑到你不會見怪的程度,笑到每一個人都不會感到嫉妒的程度。
甚至連我們的笑都有政治手腕的意味,因此真正的笑就消失了,人們變得完全不知甚麼叫做喜樂,要成為狂喜的,那幾乎不可能,因為它不被允許。如果你很悲慘,沒有人會認為你是瘋狂的;如果你很狂喜,而且手舞足蹈,每一個人都會認為你是瘋狂的。跳舞被拒絕,歌唱不被接受;對於一個快樂的人,我們就認為有甚麼地方不對勁。
這到底是甚麼樣的社會?如果某人是悲慘的,每一樣東西都沒有問題,他會變得很適合,因為整個社會多多少少都是悲慘的,他是一個會員,他屬於我們;如果某人變得很狂喜,我們就會認為他瘋了,他不屬於我們,我們會覺得嫉妒。
因為嫉妒的關係,所以我們譴責他;因為嫉妒的關係,我們用盡各種方法使他退回到舊有的狀態,而我們把那個舊有的狀態稱為「正常的」。心理分析學家或心理治療家將會幫助你,把你帶回到正常的痛苦狀態。
在西方,整個社會都在反對迷幻藥,政府、法律、法學專家、高等法院、立法委員、教士、和教皇,每一個人都反對,他們並不是真正反對迷幻藥,他們是在反對人們的狂喜,他們不反對酒,他們也不反對其他藥物,但是他們反對迷幻藥,因為迷幻藥能夠在你裡面創造出化學的改變,如此一來,社會在你的周圍所創造出的舊有的硬殼,換句話說,那個把你監禁在痛苦之中的硬殼,可能會破掉,可能會有一個突破。你可能會走出它——即使只有幾個片刻——而成為狂喜的。
(本文摘自~奧修.白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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